#頭條創(chuàng)作挑戰(zhàn)賽#

熟讀黨史的人都知道，毛主席這一生真的是太不容易！

大革命失敗后，無數(shù)共產(chǎn)黨人和革命群眾被蔣介石集團殺得血流成河，恐怖的腥風血雨籠罩在中國大地，中國革命的未來似乎看不到盼頭，不少意志不夠堅定的人，在絕望和“白色恐怖”之下，選擇紛紛紛紛遠離革命，甚至背叛革命。

一時之間，革命浪潮陷入了極其艱難的境地。

可即便是在如此險惡的局勢之下，毛澤東依然沒有放棄革命的理想和信念。在深入湖南考察調(diào)研期間，毛澤東驚人地洞見到：未來中國革命，不在于依托蘇聯(lián)城市暴動的經(jīng)驗教條；不能夠指望已經(jīng)淪為大買辦、大地主代言人的國民黨反動政府；更無法寄希望于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列強。中國人民要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，就必須充分發(fā)動社會最底層的農(nóng)民階級和廣大貧苦大眾！

于是，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，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后殘余的革命火種上了井岡山，創(chuàng)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(jù)地。

井岡山革命根據(jù)地的創(chuàng)立，與當時共產(chǎn)國際和早期共產(chǎn)黨內(nèi)部盛行“城市暴動”論大相徑庭，“留蘇派”歸來的青年革命者們，甚至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所創(chuàng)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(jù)地視為“異類”。

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瞿秋白知道后，大為光火，批評他在秋收起義指導上“完全違背中央策略”，并召開會議決定開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。

很快，帶著“尚方寶劍”的周魯上到井岡山傳達了中央的決議，毛澤東的前委書記和黨代表職務遭到了免職，毛澤東第一次落入了人生的低谷。

可是，這樣的人生低谷走出來后沒多久，1929年，朱毛紅軍下井岡山，轉戰(zhàn)贛南、閩西開辟新的根據(jù)地。期間，毛澤東與朱德、陳毅就“軍隊歸誰領導、聽誰指揮”等核心問題產(chǎn)生了嚴重分歧，爭論的結果就是，在紅四軍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，他不僅丟掉了前敵委員書記，而且還背了個“黨內(nèi)嚴重警告處分”。

這是教員第二次再次跌入人生低谷，也是人生當中唯一一次被下級剝奪了實權，多年后他回憶：

“內(nèi)部同志不諒解，把我趕出紅軍，當老百姓了，做地方工作?！?/p>

簡簡單單一句話，至今細細品來，卻是滿滿悲傷和無奈。

可到了當年9月份，厄運并沒有結束，毛澤東瘧疾纏身，病得十分厲害，而這個時候紅四軍要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，但由于身體抱恙等因素，毛澤東表示不去參會。沒多久，一紙文件下來，自己再次背了個“黨內(nèi)警告處分”。

短短一年時間內(nèi)，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，失去軍事指揮權，再加上疾病纏身，可謂身心交瘁。

但即便到了如此境地，毛澤東同志依然沒能擺脫厄運之神的糾纏。1932年博古為貫徹共產(chǎn)國際要求工農(nóng)紅軍打南昌的決議，毛澤東認為南昌有敵人的重兵把守，打不得；博古又要求打贛州，毛澤東又出來反對：贛州銅墻鐵壁，打不得。

博古很生氣，后果很嚴重，既然這打不得那打不得，那你就去好好養(yǎng)病吧！

就這樣，毛澤東便被安排到了福建長汀福音醫(yī)院養(yǎng)病。

后來，臨時中央從上海搬到了中央蘇區(qū)，教員同志的日子更是難過，這段時間他的日子有多難受，用多年以后他的回憶就能看得出：

“那時候，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，連一個鬼也不上門。我的任務是吃飯、睡覺和拉屎。還好，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。”

教員同志口中所說的“沒被殺頭”，還真不是子虛烏有。

要知道，那個時候博古是中共中央局書記，整個中國紅色革命幾乎系于他一身，中國革命搞得好不好、有沒有取得勝利，完全看他的指揮水平，因此，當時的博古不光有指揮對敵斗爭的大權，而且對內(nèi)還手握生殺大權，稍不注意就會給自己引來殺身之禍。

博古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權力，與他的留蘇經(jīng)歷息息相關。博古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，盡管到他這一代已經(jīng)沒落，但令家族人欣慰的是，他的學習成績十分出類拔萃。

從17歲開始，博古便投身革命事業(yè)，后來，在組織的培養(yǎng)下，他赴蘇留學深造。在留蘇期間，他遇到了第一個人生貴人—-王明。

王明比博古早一期來到中山大學，同時又是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得意門生，因此在共產(chǎn)國際混得風生水起。

這個時候的王明已經(jīng)具備相當強的影響力了，因此，圍繞在王明周圍的博古、張聞天、王稼祥等人于是便形成了以王明為首的“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”組織。

1928年米夫擔任共產(chǎn)國際東方部副部長，作為米夫的“得意門生”，王明自然在他的運作下一步登天，徹底掌握住了黨內(nèi)大權。

而身為王明的積極追隨者，博古在王明的提拔之下，也很快發(fā)跡。王明執(zhí)掌權柄后，大力推行“左”傾冒險主義政策，致使黨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破壞。眼看無法在“白色恐怖”氛圍中立足，王明只得秘密離開上?；氐教K聯(lián)。

王明走后卻并沒有因此放棄對中央的控制，相反，在他積極的運作之下，博古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六人之一，而且，后來在王明和共產(chǎn)國際的繼續(xù)發(fā)力下，博古終于完全掌控全局，成為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。此時的博古真可謂是掌握著令人畏懼的生殺大權。

博古掌權后，仍舊毫不動搖地執(zhí)行著王明路線方針，結果臨時中央徹底無法在上海立足，只得遷往中央蘇區(qū)。

來到中央蘇區(qū)后的博古，依然沒有就此放棄原先錯誤路線，一方面在排斥毛澤東同志，另一方面，為確保對地位的絕對穩(wěn)固，他將李德請來擔任軍事顧問。

按理說，軍事顧問頂多只有參謀、建議之權，可博古卻把主管軍事、甚至領導軍事的權力都交給了他。

這樣下來，原本紅軍頻頻勝利的大好局面，硬是在李德一通胡亂的指揮之下被全部葬送，軍事斗爭失利后，博古、李德不僅不思己過，反而責怪紅軍軍事將領不貫徹執(zhí)行他們的戰(zhàn)略意圖。

眼前第五次“反圍剿”在李德的胡亂指揮之下告于失敗，中央紅軍不得不開啟兇險艱苦的長征之路。

長征之路開拔后，博古再次犯起了逃跑主義錯誤，把原本制訂的戰(zhàn)略轉移，變成了一次大逃亡。而且，在博古的主導下，中央決定所有可搬走的東西都要搬走，包括紅軍總部儲備的銀元、大米、鹽巴、藥品、通訊器材等，包括兵工廠機器、織布機、縫紉機、印刷機等，各種文件資料、圖書甚至病號的尿盆也捎上。紅軍戰(zhàn)士必須攜帶槍支彈藥、干糧，已有四十多斤，還得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擔子。

這種“大搬家式”的戰(zhàn)略轉移，使得紅軍戰(zhàn)士疲憊不堪，整天在崇山峻嶺中行軍，猶如蝸牛爬行，極大削弱了機動戰(zhàn)斗能力。盡管毛澤東等人極力反對，主張丟棄輜重、輕裝上陣，但博古等人依舊不為所動，直到湘江一戰(zhàn)，在敵人天上有飛機、地上有大炮的兇猛火力之下，中央紅軍這才不得不丟棄掉這些輜重。

可此時，經(jīng)此一役，紅軍由原來的八萬余人，銳減至三萬余人，整個湘江被血水染紅，就連博古目前眼前凄慘之狀，不禁悲痛得流下嘩啦啦的眼淚。

血戰(zhàn)湘江后，廣大指戰(zhàn)員和紅軍全體將士都對博古等人指揮水平產(chǎn)生了嚴重質疑。面對紅軍懸于生死存亡之際，大病未愈的毛澤東與同為躺在擔架上的王稼祥都憂心不已。

王稼祥在長征前原本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、“三人團”的重要成員，可以說在黨內(nèi)占據(jù)著重要地位，可自從與博古在路線方面產(chǎn)生爭執(zhí)后，也逐漸被冷落起來。

同時，因為反對博古等人的“左傾”冒險路線，曾經(jīng)身居高位要職的張聞天也被博古架空了權力。

三個落難人走在了一起，毛澤東耐心地以出色軍事指揮才華和雄辯的口才，終于讓王稼祥、張聞天逐漸加深了他的了解，讓他們明白了：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帶領，中國革命很難走出困局！

于是，王稼祥把自己的想法和張聞天的想法告訴了彭德懷，然后又告訴毛澤東，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，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，讓毛澤東出來指揮。

當中央紅軍占領遵義后，一場決定中國革命轉折點的遵義會議召開，毛澤東在周恩來、張聞天、王稼祥等眾人的力挺之下，最終取代博古，成為新一代領導核心人物，自此，中國革命邁出了一個嶄新的紀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