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郭志民

自行車上有八千云月，自行車上有大千世界，自行車上有四季風霜，自行車上有一路風塵，自行車上有苦旅人生，自行車上有未來向往。

—-引自菏澤市一位多年好友的一段話

人到暮年，有許多事漸漸淡去，但當年那騎自行車的諸多往事和親身經(jīng)歷，卻始終鐫刻在心、難以磨滅。

我們這一代中的不少人，如今生活條件好了，過去有許多用過的東西早已棄之，但唯有那輛伴隨自己風雨人生的自行車，卻像“革命文物”一樣小心地保存下來。

我就是這個族群中的忠實一員。

撫今追昔，一幕幕往事不由得浮現(xiàn)在眼前。

1969年底，我于梁山一中高中畢業(yè)后回鄉(xiāng)務農(nóng)，接受貧下中農(nóng)的再教育。在當時的菏澤地區(qū)，那是一個農(nóng)村“吃糧靠統(tǒng)銷、生產(chǎn)靠貸款、花錢靠救濟”的特殊年份。時屬菏澤地區(qū)的我們村自然也不例外。農(nóng)民手里沒有錢，幾百口人的偌大村莊，除了大隊擁有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外，全村幾乎沒有一戶人家能買得起自行車。這對我家來說，尤其如此。大隊這輛自行車算是全村唯一的“公車”了。除了大隊干部和個別“有頭有臉”的人能夠享用外，一般普通社員是沒有資格使用的。我剛回到村雖算不上 “有頭有臉”，但因我是一個具有“高學歷”的回鄉(xiāng)知識青年，大概是“物以稀為貴”，大隊干部常對我高看一眼，便網(wǎng)開一面，也允許我隔三差五地騎上一回。

1970年春天，母親可能是得了抑郁癥， 終日睡不好覺、吃不好飯。母親痛苦萬分，我也心急如焚。常言道，病篤亂投醫(yī)。我?guī)е龔墓缧l(wèi)生院跑到縣醫(yī)院，從民間私醫(yī)找到國家公醫(yī)，不知跑了多少腿，求了多少人，但就是不見母親病情好轉(zhuǎn)。在我感到萬般無奈之際，聽一位鄰居說濟寧戴莊醫(yī)院醫(yī)術(shù)高明，能治好母親這種病，我便決定帶著母親去試一試。

那時，從梁山到濟寧約有90多公里，搭乘長途公共汽車，我與母親兩人來回票價不足十塊錢，但這對于當時“地瓜干子是主糧、雞腚眼子是銀行”的一個普通農(nóng)家來說，對這不足十塊錢也是“惜財如命”。為了省下這筆“巨款”，也為了出門圖個方便，我便動起了借一輛自行車載母親去濟寧看病的念頭。而大隊的那輛“公用”自行車，自然成為我的唯一選擇。

“去吧，路上要小心點。”當我向好心的大隊黨支書提出這個要求時，他滿口答應，并再三對我進行吩咐。

時值正是農(nóng)村麥收前夕。出門前的頭一天下午，我特意做了一番“功課”。為了能讓母親坐在自行車上舒適而又安全一些，我找出一個母親先前做的椅子棉坐墊，平鋪并捆在自行車的后座上；專門制作了兩根半米長的小木棍，分別豎立著綁在自行車后座的兩側(cè)，以便讓母親坐上去有點扶手。同時，讓母親用農(nóng)村鐵鏊子烙制了一摞薄餅，以備路上食用；我還找出幾件單衣、兩條毛巾、一把軍用水壺、一個搪瓷茶缸等隨身用的生活物品，然后，用一個農(nóng)村粗布包袱將它們包了起來。

第二天清晨不到五點鐘，我和母親便吃了早飯。我用自行車載著母親，車把上掛著那個粗布包袱，帶著幾分焦慮，心揣些許希望，開始向梁山東南方向的濟寧駛?cè)?。

當時，從梁山到濟寧，有兩條路線可選:一條是先從梁山一下正東去汶上，然后再拐一個近乎90度的直彎 ，從汶上再南下濟寧；再一條是從梁山一路奔向東南方向，路過嘉祥直達濟寧。按照三角形關(guān)系“任意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”的定律，經(jīng)過一番思考，我選擇了后者。不過，由于我初次去濟寧，對路況不熟悉，結(jié)果，我們母子二人駛上了一條艱辛而又苦澀的行程。

這一條路，要穿過人跡稀少的古南旺湖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古南旺湖地處現(xiàn)在濟寧市的梁山、嘉祥、任城區(qū)三個縣區(qū)境內(nèi)，曾是《水滸》描寫的水泊梁山的一部分。在我國宋代，這里湖水蕩漾，一片汪洋；到了元代，湖水干涸，形成大片陸地。從那時起，外地有人不斷遷徙到這里，但卻一直是地曠人稀?！澳贤餆o村野，四十五里到長溝”。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，當?shù)厝罕娺€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。

我用自行車載著母親，沿著一條鄉(xiāng)間土路，駛?cè)肓缩r有人車行走的古南旺湖。這條土路非常狹窄，有的地方還不到兩米寬；路兩邊長得齊腰高的小麥和雜亂的野草，正貪婪地蠶食著路上的空間。屬于粘土質(zhì)的土路疙疙瘩瘩，高低不平；自行車一路上下顛簸，左搖右晃。我頭頂烈日，渾身冒汗，吃力地腳踏自行車，雙手緊握車把，艱難地沿著這條崎嶇的田間小道負重前行，頗有一番“行路難，難于上青天”的感受。時間一長，母親有些支持不住，我便停下自行車，讓母親坐在路邊歇一歇；我也趁機擦把汗、喘口氣。我們母子二人就是這樣走一程、歇一會;歇一會，再走一程。

時近中午，我與母親都感到有些饑渴。但路上前不靠村、后不著店，找飯店也就無從談起。我停住自行車，從車把上摘下并解開粗布包袱，再拿出一個小兜，取出母親事先烙好的涼餅，與母親一塊吃了一些；然后，將軍用水壺里的白開水倒入搪瓷茶缸，與母親輪流喝了幾口，算是打發(fā)了這天的中午飯。

走出古南旺湖的田間小道，到了嘉祥縣城附近，路況算是好了一些。但那并不寬綽的黃沙夾雜著碎石子的舊式公路，依然在挑戰(zhàn)和考驗著我早已透支的身體。我用自行車載著母親，咬著牙繼續(xù)堅持前行。

經(jīng)過一整天長達13多個小時的艱難跋涉，當天傍晚6點多鐘，我們終于來到了濟寧，走近那望眼欲穿的戴莊醫(yī)院。我們在醫(yī)院附近找了一個小旅館，暫時住了下來。我渾身累得像散了架，屁股被車座硌得像針扎一樣陣陣疼痛。母親更是疲憊不堪，累得幾乎走不成路，在我的攙扶下緩慢步入房間，躺在床上再也不愿動彈。

在濟寧呆了三天。除看了戴莊醫(yī)院之外，我還帶著母親看了另外兩家醫(yī)院。自然，醫(yī)生的醫(yī)術(shù)是高明的，三家醫(yī)院診斷的結(jié)果也無二致。我按照醫(yī)生開具的處方，在醫(yī)院給母親買了一些藥物。返回時，我接受了去時的教訓，改道先從濟寧北下汶上，然后，再從汶上往西折回梁山。

多年來，每當我回想起這次帶母親去濟寧看病的經(jīng)歷，常常感到有些后怕，也感到一些后悔和自責。當初，我不知為什么作出用自行車載母親去濟寧看病的決斷，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撐母親完成了這次不可想象的旅程。也許是我孝心可鑒、救母心切，或是“初生牛犢不怕虎”；抑或是母親難以忍受病魔的折磨，受到一種求生本能的驅(qū)使。這一次的經(jīng)歷，幾十年來，一直像刀刻斧鑿一般留在我的記憶里，也像一根拔不出的鋼針深深地刺在我的心頭。

20年后，梁山從菏澤地區(qū)劃歸濟寧市管轄。當?shù)卣刂斈晡矣米孕熊囕d母親看病走過的這條鄉(xiāng)村小道，規(guī)劃和修建了一條高標準的瀝青公路。這時，我已成為菏澤地委機關(guān)的一名副縣級領(lǐng)導干部。一天，我乘坐單位的小汽車，飛速行駛在這條寬闊的公路上，腦海中不時地浮現(xiàn)出當年的情景。司機瞪大眼睛聽著我的講述，不時地搖頭嘆息、唏噓不已。

2014年夏天，我退休后，新買了一輛屬于自己的家庭用車。當我親自駕駛著愛車再一次經(jīng)過這條公路時，頓覺百感交集，五味雜陳，一股不可名狀的情感涌向心頭。我想起了已經(jīng)離世七年的母親，想起了當年用自行車載她去濟寧看病的一幕。我想，如果母親還活在世上，悠然而舒適地坐在兒子駕駛的自家小汽車里，那該是一件多么愜意、多么幸福的事。然而，母親卻沒能看到這一天。我一想起當年帶母親看病的情景，就心如刀絞，淚水潸然。但我可以告慰在天之靈的母親，如今，兒子已經(jīng)有了好的生活，有了屬于自己的私家車，當年用自行車載著您老人家去濟寧看病的日子，已經(jīng)一去不復返了。

自打帶母親去濟寧看病后，我做夢都想能有一輛心儀的自行車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那時候，正值計劃經(jīng)濟年代，購買新自行車憑票供應，只有少數(shù)“特權(quán)階層”才能享受這種待遇。而處在那時的我，不僅經(jīng)濟條件不允許，而且不在“特權(quán)階層”之列，是根本沒有能力、也是沒有辦法買上一輛新自行車的。后來，有人在公社水利部門給我找了一份“臨干”的差事，每月工資18塊錢。我用頭一個月發(fā)到手的工資，花去15塊錢，在農(nóng)村集市上買了一輛“除了鈴鐺不響、哪兒都有響聲”的破舊自行車。這一騎就是三年，直到我上大學前夕，才將其以13元的價格賣掉。

1976年底，我大學畢業(yè)經(jīng)過一年基層鍛煉后，被分配在梁山縣委領(lǐng)導機關(guān)工作。于是，我成為“特權(quán)階層”的一員。經(jīng)過兩年多的排隊挨號等待，縣委辦公室分給我一張青島產(chǎn)“大金鹿”牌自行車購買劵。憑著這張票證，我花了150多塊錢，一輛嶄新的自行車到手，多年的夢想終于變?yōu)楝F(xiàn)實?；叵肫甬敃r的情景，那種異樣的心情，比我后來買了一輛家庭小轎車還要興奮和激動。三年后，我又將那輛“大金鹿”牌自行車處理掉，換上了一輛天津產(chǎn)的“飛鴿”牌新自行車。1984年底，這輛自行車隨著我工作的調(diào)動，從梁山一直跟到菏澤至今。

在長達幾十年的歲月里，自行車始終伴隨著我的工作和生活。它經(jīng)歷了共和國的變遷，也見證了我的人生。它載著我的喜和憂，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，一直在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力量。它曾載著我年輕時期的憂愁和艱辛，帶著母親四處去求醫(yī)；它曾載著我謀求生存的無奈和渴求，到梁山東部近百公里的寧陽縣去買地瓜干；它曾載著我的辛勞和疲憊，奔波于縣城與鄉(xiāng)村之間，回家?guī)椭赣H去種責任田；它曾載著我的焦慮和不安，在嚴寒冬季的深更半夜帶著兒子上醫(yī)院。當然，自行車也曾載著我的責任和擔當，先后在公社和縣委工作的日子里，踏遍了我們公社的43個大隊；涉足了全縣20個公社的山山水水。小小自行車，風雨人生路。它讓我騎出了人生百味，讓我驅(qū)走了千難萬險，讓我踏平了坎坷征途，讓我遇到了風云際會。

在菏澤工作的幾十年，我先后走向了地市級黨委、政府部門的領(lǐng)導崗位。工作條件變了，自然，坐小汽車的機會多了，騎自行車的時候少了。我那輛從梁山一路帶到菏澤的“飛鴿”牌自行車，曾一度被擱置在家中儲藏室，安靜地“偷閑”了幾年。“放著這輛自行車光礙事，處理了吧！”妻子幾次提出這個想法，但每次都被我一口拒絕。這輛自行車，象征著我的過去，寄托著我的情感，也告誡著我的今后，因而我始終沒有舍得把它處理掉。

退休后，沒有了工作的壓力感和緊迫感，空閑的時間多了，生活的節(jié)奏慢了。于是，我又從家中儲藏室“請出”這輛“飛鴿”牌老式自行車，擦拭了它身上的塵土，讓它繼續(xù)發(fā)揮自己的“光”和“熱”。這輛帶有“老古董”味的自行車，行駛在菏澤城區(qū)車水馬龍的大街上，顯得與當今時代的氣息是那樣的格格不入。但是，它卻承載著一段歷史，彰顯著一種傳統(tǒng)，昭示著一種精神。它已成為我的看家之寶，千金難買，不可或缺。

這輛“飛鴿”牌老式自行車，將繼續(xù)伴隨著我的生活，教育著我的后人，也啟迪著整個社會的人們。

千萬不要忘記過去，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。革命導師列寧的這句話，時時在我的耳邊警鐘長鳴。

作者：原菏澤市委組織部副部長、市人事局局長

2022年4月24日